完美体育东北抗联从创建抗日游击队起，就是处在日伪军的包围和不间断的“讨伐”之中。在频繁、残酷的战斗中，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深感指挥人员的军事素质和部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战斗中常常由于指挥不当和游击队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差，即使再勇敢顽强，却很难取得胜利。有时还遭到极大的损失，甚至导致战斗失利。有的游击队刚刚建立，一次战斗损失殆尽。随着游击队的发展和抗日游击战争的不断扩大，对指挥员素质和部队作战能力的要求愈加提高，尤其对军事指挥人才的迫切需求。鉴于这种形势，满洲省委于1934年提出了要加强干部训练，以解决对人才的需求问题。在满洲省委在指示中明确指出：“反日民族战争的发展，党与群众工作的扩大，到处迫切需要干部人才，但是党的干部非常缺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因此，干部的恐慌便成了目前工作中一个最大问题。克服一切困难解决干部的需要，是目前全党最迫切最中心的一个战斗任务。”在指示中还就如何训练干部，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
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各地党组织和人民军、游击队，积极加强干部培养和部队的全面军事训练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34年夏，人民军第1军独立师的教导连举办干部训练班。不久，在独立师直属部队中均开办了教导队。1934年底，人民军第1军成立时，军教导队已发展为教导团。1935年，各人民军、游击队都陆续建立起教导队，第2军还建立起随军学校。同时，各部队还广泛结合部队的日常行军、宿营、作战等活动，开展结合实际的军事训练。
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成立后，不仅教导队普遍列入各军、师的编制，而且在东满、南满、吉东、北满各大游击区内，均办起了军政干部学校。与此同时，各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也不断加强。在各级党组织和抗联各军的领导下，还制定了《军事教育大纲》、《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评则草案》，使训练的组织、计划、实施都初步有了依据，对训练的要求更加严格，训练质量不断提高。这对提部的指挥作战能力与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适应当时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扩大与发展的形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以后，抗联斗争进入了困难时期，抗联各军的后方根据地先后遭到严重的破坏，使军政干部学校的训练难以进行。加上部队大量减员，干部奇缺，几个军的军政学校不得不把教员、学员补充到部队。但是抗联的军事训练并没有中断，边作战，边坚持训练。1941年后，抗联部队陆续转入苏联境内，后来组成了教导旅，进行集中正规的训练。
东北抗日联军始终处在日伪军包围和经常“讨伐”的困难环境中。针对这种情况，抗联的训练依情况之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
（一）教导队训练。抗联从游击队时期起，有的部队就建立了教导队。1934年以后，各人民军、游击队都陆续设立了教导队。教导队成为培养和提部的重要基地。教导队的编成、各个时期规模大小不一。在人民军和游击队时期，一般为营、连一级的单位。在抗日联军时期，教导队的编制进一步扩大，编员更加充实和健全。一般军一级教导队为团级单位。不仅在军、师两级编制有教导队，个别团一级单位也编有教导队。各教导队定期从部队选调学员，到教导队进行短期轮训。训练时间一般为1至2个月，也有的3个月，还有更长的时间。教导队每期训练的人数不等，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教导队的规模而定。有的20人、30人、50人，有的为80人。训练内容，军事方面多为游击战术、射击技术，也有的还学些简单的部队管理和军事地形学、战斗勤务等。训练内容的设立多是根据游击战争的需要和各部队具体的实际情况而定。
（二）部队日常训练。抗联从创建到抗战胜利一直处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之中，部队不可能按部就班地出操、上课、搞训练。为了提高抗联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对全体指战员主要是采取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办法，结合日常行军、作战的实际进行训练。这种训练形式从1935年以后在部队中广泛开展。人民军第1军有的部队，每到一地宿营时，就组织干部、战士结合自己驻地实际地形，研究日伪军打我们时，可能从哪个方向来？日伪军来了我们该怎么办？打完后我们应向什么地方转移？通过研究不仅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战术水平，而且当日伪军来袭时，部队可以从容应战，人人都心中有数。抗联第5军有的部队，还建立起射击研究组(班)，利用空隙时间让射击技术好的干部战士向大家介绍射击经验，然后组织大家练习，每隔几天搞一次。这种形式的训练，在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日记中有许多记述。如“1939年7月25日：晚间部员及卫士的瞄准练习。”“7月26日：晚6时至8时实弹射击。”第3军有的部队在每次打完一仗后，由军、师、团司令部，或召集下级指挥员总结战斗中的经验教训，尔后向参战的全体战士进行传达。也有的在战斗后，召开战评会，评指挥、评分队的动作，总结经验教训。这种结合实际的训练，对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增强作战能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开办军政干部学校。东北抗日战争的前期，随着抗联部队的不断发展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日益扩大，仅靠各级教导队的培养和训练干部，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从1935年后各地区、各军陆续办起了军政干部学校。人民军第2军，率先办起了随营学校，对干部施行短期培训。1936年后，第3、第6军在汤原的汤旺河沟里办起了东北抗联军事学校和无线军在桦川县七星砬子也相继建立了军政干部学校。学校训练时间较教导队为长。一般为3至6个月。培养对象主要是连、排干部。也有的学校如第3、第6军在军政学校，还办了师团干部训练班。学校的训练相对稳定，设施稍完善，教学组织、教学力量均较好于教导队。因此，训练质量有很大提高。各学校为抗联部队培养了大批军事指挥人才。这一时期抗联相当一部分连排干部出自学校的短期训练班。有的师、团干部也经学校的轮训。这对提高各级干部的作战组织指挥能力及整个部队的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组织临时训练班。临时训练班没有固定的编制，而是根据作战需要和条件，随队临时组织，训练时间和人数比较灵活。第5军1936年冬，在敌情缓和情况下举办随营训练班进行军事训练，每日按系统上课。后来举办了排、班长及队员的特别训练班。抗联第3路军于1939年至1940年办了两期训练班。第一期学员30人，时间1个月；第二期学员20人，时间3个月。通过训练为部队培养了急需的作战骨干，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五）密营训练。1935年后，抗联各军在高山密林中修建了许多密营，储存给养和作为部队休整基地。休整时则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第4军军部和警卫连全体成员，1936年冬季在大叶子沟密营里进行了冬季整训。学习军事、文化，围绕“民族解放战争和统一战线”、“无产阶级”等专题进行了学习和讨论。选出有经验的连、排干部任教官，负责军事训练。经过一冬整训，部队的、军事、文化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抗联第1军军部和第1师于1936年冬至1937年春，在宽甸县四平街密营进行了军事训练；1938年底至1939年初，第1路军司令部在桦甸县头道溜河密营进行军政训练。
（六）抗联教导旅训练。1941年后，抗联部队大部陆续转移到苏联境内，在双城子、伯力分别建立了南、北两个营地。1942年8月正式成立抗日联军教导旅。将南、北两个营地合并，进行集中集训。每天8小时军政训练，有严格的一日生活制度和各项纪律。军事训练内容比较全面，有队列、射击、刺杀、投弹、战术、工程、滑雪、跳伞等课目。各级干部还要学习军事理论、作战组织指挥、司令部工作、汽车驾驶等内容。每年冬季有为期两周的野营训练。部队滑雪到百公里以外的地方，结合野营做行军、宿营、警戒、侦察、伏击、偷袭、野炊以及实弹射击等课目。以及组织全体人员进行攻防对抗演习。教导旅的训练一直持续到1945年秋。几年的训练使抗联全体指战员全面系统地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增长了现代作战的知识与技能，为夺取东北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形式灵活。抗联的军事训练，不仅有教导队、学校、训练班、研究讨论会、士兵会、经验交流会、战评会以及结合实际的日常训练等多种形式，而且在每种训练形式中又根据各单位的具体实际情况，不强求一致，从效果出发、灵活多变。如教导队训练上，1935年抗联第5军分成了东、西两部分，比较分散，难以实施教导队的正常训练。吉东特委在给东部派遣的指示中在强调当前干部缺乏，要下最大决心坚持教导队的训练，努力培养干部。同时又指出：“在你们东部远征队目前如不能单独成立教导队，可成立一个规模较小的教导班”“1个月毕业，即派赴某队内工作。”各部队在日常军事训练中更是灵活多样。有的在战前结合制定作战预案进行研究，有的在战后结合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进行训练。1933年冬，饶河游击队为打破日伪军冬季“讨伐”，组成滑雪队进行1个月的训练，熟练掌握了滑雪技巧，在爆马顶子战斗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还有的见隙插针进行训练，1940年11月第3路军第3支队到达诺猛河畔，利用休整时间组织新兵射击训练，结果打靶成绩良好；12月12日到达乌苏门宝吉金矿，利用衣食充足的良好条件，对新参军的青年队员进行为期1个月的军政训练。在战后进行训练时，有的师、团由司令部总结后召集部队指战员讲解、讨论；有的是召集下级指挥员共同进行总结，研究战法和经验教训；还有的召开士兵会进行战评，评战法、评指挥、评部队动作。由于训练中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形式，因此训练取得好的实效。
军官的军事训练是提高军官自身素质和综合军事能力、加强军官队伍建设的主要途径，军官的在职训练与通过院校系统培训是其中两个基本途径，二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军官军事训练诸要素中，军事训练内容是核心要素，在军官在职训练和院校系统培训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作用。因此，科学、合理区分军官在职训练和院校系统培训内容，是推动军官在职训练与院校系统培训有机衔接、持续有效提高军官能力素质的有力抓手。
军队院校教育是军队根据军队建设和战争发展需要，依托专门教育机构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地促进受教育者德、智、军、体全面发展，以培养适应军队建设和战争发展需要的军事人才的实践活动。军队院校是军事人才培养的主渠道。总装所属军队任职教育院校主要面向全军培养装备指挥技术人才、工程装备、车辆装备保障士官人才，面向总装培养科研试验与航天指挥技术人才、航天发射测控与科研试验士官人才，承担全军装甲机械化部队生长干部任职培训、现职干部任职培（轮）训和士官培训任务、全军军械专业士官培训任务。总的来看，总装院校面向军官的训练主要表现为开展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多种类型的任职教育，不断提高在职军官的理论水平和岗位任职能力。
总装军官院校系统培训主要分为任职培训和任职轮训。任职培训内容体系主要由任职基础、任职岗位、任职拓展三种类型的军事知识和作战技能构成。任职基础方面，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师旅团工作、联合作战基本理论、部队管理、现代装备技术、指挥信息系统运用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任职岗位方面，主要包括学科专业理论基础、部队工作、作战指挥、专业知识综合运用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任职拓展方面，主要包括时事、专题讲座、知识拓展等方面的知识。任职轮训内容体系主要由基础、业务、拓展三种类型的军事知识和作战技能构成。基础方面，主要包括岗位任职基础理论等方面的知识。业务方面，主要包括任职岗位工作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拓展方面，主要包括时事、专题讲座、知识拓展等方面的知识。
总装部队军事训练内容体系主要包括军事共同训练内容、专业技术训练内容和继续教育内容三大内容体系。其中，军事共同训练体系，主要包括入伍训练内容和日常养成训练内容等到专业技术训练内容体系，主要包括岗位职务达标训练内容、一专多能换岗训练内容、科技研究提高性训练内容和方案预案演练内容等；继续教育体系，主要包括经常性培训内容、任职前培训内容、军事高科技知识学习内容等。
通过对院校系统培训内容体系和部队训练内容体系的分析可以看出，总装院校系统培训体系和部队训练内容体系二者之间内容上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
一是院校系统培训内容具有理论性、系统性、扩展性。院校系统培训内容是以学科专业作为基础和依托、以学科建设为牵引进行建设的，课程建设也是依托学科建设来开展。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依据军官培养目标模型以及不同类型层次军官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对课程设置进行整体规划和系统设置，使院校系统培训内容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系统性和扩展性。
二是部队训练内容具有操作性、实践性、针对性。部队训练训练对象有明确的岗位需要，指向性鲜明，部队训练就是以岗位需求为牵引，以快速胜任岗位所必备的专业知识、操作能力为基本要求，培刚岗位人员的上岗操作能力。训练周期短、以实践优先为显著特征，注重应用能力和实践发展能力的提高，针对性强。
从训练内容层次看，院校系统培训相对部队在职训练来说，其培训内容更多地属于基础性和扩展性的内容，比较注重任职前、轮训人员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潜在能力素质的养成，如装备保障指挥基本理论、基本方法、部队管理基本理论等培训内容。而部队在职训练围绕科研试验任务开展，需要较强的完成试验任务的业务技能和科研攻关能力，训练内容则主要围绕提高人员业务能力的提高而设，如具体装备试验指挥组织、试验装备的保障、针对装备试验进行的科研创新研究等训练内容。构建内容体系时，应充分考虑针对不同类别层次的军官，合理设置院校系统培训基础性内容和部队在职训练提高性内容的互补性，把二者充分凝合为一体，形成院校系统培训以基础性内容为主体、部队在职训练以提高性内容为主体的军官培训内容体系。
从训练内容的覆盖范围看，院校系统培训以共性和普适性内容为主体，而部队在职训练以针对性和指向性训练内容为主体。考虑到院校参加培训的学员通常来自不同单位、不同系统，培训内容设置时要考虑共性与普适性，其培训内容是一个层面，不同层次的军官，培训内容具有不同的层面；而部队训练主要是围绕不同的专业方向开展在岗训练，其训练内容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针对性，不同专业或方向的训练内容形成一条有向线，而岗位需求构成了训练内容的关键点，形成以点带线的结构。如针对装备保障指挥中级指挥人员院校系统培训，不同专业方向都设置装备试验指挥培训内容，而部队在职训练则是针对具体的专业方向或试验系统确定指挥训练内容。在构建军官培训内容体系时，应充分考虑把二者有机结合，通过对点线训练内容的拓展，形成院校系统培训内容的层面，从而使军官培训内容的点线面相吻合。
从训练内容的形成规律看，院校在理论研究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其培训内容通常是对部队实践活动发展的高度总结与提炼，有着较强的抽象性与理论性，对部队实践活动具有一定指导性。而部队在职训练内容则是具体实践活动的梳理与归纳，如装备操作规程、试验指挥流程等，是对相应实践活动的梳理，它们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对理论研究起着支撑作用。院校系统培训内容如果脱离了部队实践支撑，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部队在职训练如果摒弃理论指导，就会失去明确的指导。因此，构建内容体系时，要把院校理论研究性的培训内容与部队实践性训练内容有机结合。
从训练内容的系统性看，院校教育在实施军官培训时，更侧重培训内容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突出培训人员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部队在职训练内容通常以科研试验任务专业岗位需求为指向，突出专业能力培养。构建内容体系时，把院校系统培训内容辏合于以任务岗位需求的轴向上，形成以任务需求为中心、以专业训练内容为辐向、以院校培训内容为辐面的内容体系。
部队在职训练内容通常是以任务现实需求为基础进行规划，以满足完成当前任务实际为目标，如针对任务开展的针对性训练、方案预案演练等；院校系统培训通常是在对现实需求进行创新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一定超前性的培训内容，如针对中级指挥培训学员开设的综合演练课程。构建内容体系时，应对前瞻性培训内容与现实性训练内容进行深度耦合，保持内容体系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当前总装部队军事训练发展是以提升整体综合能力为重点，其中训练内容的发展是核心，部队整体训练内容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同时个体训练内容又是构成整体训练内容的重要基石。相对而言，院校系统培训是以个体培养为重点，其培训内容围绕提升个体能力素质全面提升为目标。院校在设置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时，应把军官个体系统培训内容契合到部队整体训练内容中，形成院校以个体系统培训内容为主体、部队以整体训练内容为主体的训练内容体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计算机仿真已经可以在视觉、听觉甚至感觉方面创造逼真的战场环境，一些仿真软件可以在战术行动中描述单机、单车、单兵的动作，从而把以前用经验数学公式推算损耗的模式，变为直接由最小作战单位按照技术、战术标准进行直接对抗的战斗结果来提供损耗的模式。这种仿精微之极与显形象之真的作战模拟，被外军称为战场仿真。由于电脑游戏一直处于互联网和虚拟现实技术应用的前沿，外军便充分利用民间电脑游戏软件成果，开展电脑游戏仿线年起，几乎所有的美军在其训练科目中使用了军事模拟软件，美国陆军正在扩展视频游戏在部队中的应用，以增强仿真和训练效果，目前，大约有100种视频游戏用于军事训练，内容覆盖现有所有训练内容，包括格斗训练、舰队指挥训练等，有资料显示，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动员近200万人次的军人前往当地作战，其中接受过游戏培训的就达80%以上。
有上所述，利用军事游戏开展在军事基础训练领域的仿真在国外司空见惯，军事游戏本身是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综合体，只是偏重娱乐性。本方案主要是利用国内或国外成熟的军事题材类游戏开展军事基础训练，培养学员战术意识和指挥素养，锤炼战术技能，能够使学员自觉投入到真实战场环境，主动自觉学习军事基础知识，提高对现代战争的领悟能力。同时这种训练方式，能够减少以往军事基础训练对外界的依赖，节约经费，降低训练成本，减少装备损耗。
目前，我军军事基础训练信息化缺乏好用、实用的系统，在前面的问卷和调研中，不少教员和专家也反应，缺乏能够支持军事基础训练的系统，传统的训练系统，模型精确度低，只能作为分队（连）以上级别的模拟，单兵级别的难以适用；而军事运筹学的数学模型，主要通过输入数据，得到结果这种方式模拟战斗过程和训练的效益，很大程度上带有“指导性”、“示意性”带有很大的理论学术成分，在实践领域缺少实际应用。因此，将军事模拟游戏引入军事军事基础训练，特别是生长干部教学训练，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并且具有一定的技术基础。
2011年5月由有关部门与某地方公司携手开发的军事游戏《光荣使命》研发完成。这款游戏以一名战士的军营生活为背景，以参加代号为“光荣使命”的大型实兵对抗演习为主线，分三个模块，涵盖军事、、后勤、装备基础知识，这标志我军网络军事游戏开发应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虽然该款军事题材游戏一推出就受到了媒体和军内外的好评，但是笔者从研究发现，该游戏虽然包含基础军事知识，能在一定程度上真实模拟现代战争，对军事基础训练有一定推动作用，但是是该游戏娱乐性较强，只能定位于一款休闲娱乐类军事游戏，运用该游戏进行基础训练和战斗模拟并不十分恰当。
目前国外，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国民警卫队、美国特勤局、澳大利亚国防军、以色列国防军等军事组织已经使用《VBSl》（虚拟战场空间）进行模拟训练，该软件的民用版本为《闪点行动》，该软件得到国外众多训练机构好评，笔者在对国内外多款军事模拟游戏对比研究过后，提出《闪点行动》更加适合军事训练的设想。下表所示为目前军事模拟类游戏的异同及侧重。
由上表可知，针对当前的四款军事模拟游戏横向对比，能够符合军事基础训练模拟的只有《闪点行动》一款游戏。
本方案已在某军队院校进行了试点，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年受训本科学员约300人次，并参与总参机关检查和汇报，受到大学和机关领导好评。硬件结构如图所示，主要由三个区域组成：训练控制区、红蓝训练区和观摩评判区组成。训练控制区由训练模拟服务器、管理服务器、投影仪、大屏幕、路由器组成，服务器安装Windows Server 2003操作系统和《闪点行动》服务器版，服务器主要功能是为训练模拟和对抗提供支持，为终端计算机的杀毒软件提供病毒库更新服务；管理服务器安装WindowsXP Professional操作系统和电子教室管理系统，与投影仪相连接，主要功能是管理控制终端计算机，为教员讲解提供多媒体支持。
红蓝训练区主要由40台安装Windows XP专业版的台式计算机组成，安装《闪点行动》1.96年度版，NOD32杀毒软件电子教室管理系统学生端软件，平台结构如图所示。
红蓝方训练区由若干通过交换机联网的计算机组成，终端计算机操作系统采用WindowsXP专业版，安装《闪点行动》1.96年度版，杀毒软件、电子教室管理系统学生端软件，此外需要在安装《闪点行动》二次开发软件和编辑器，支持进行脚本和剧本编写。
在上述硬件平台具备的前提下，总体上是可以满足训练需求，可以开展战术教学和训练。但是该系统在使用中依然存两个问题：一是该《闪点行动》软件中自带任务和设定与战术训练不一定完全吻合；二是自带模型和装备与现有装备不符。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进行二次开发。
因此，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军事基础训练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闪点行动》模拟软件进行教学和训练模拟；二是组织受训者完善软件和扩展，即进行二次开发。利用二次开发能够提高学员协作意识、战术掌握和创新能力。二次开发包括仿真建模、地形规划和任务编辑三个方面，这三方面涵盖计算机仿真领域技术方面的内容，在此不具体赘述，目前，我专修室在参与学员的努力下，已经实现二次开发的部分工作，详见下表。
一规定训练内容和目标。应根据训练内容从简单到复杂，按照从单兵到分队的顺序进行整理，为制定战术想定奠定基础。
二制定战术想定。内容包括：企图立案、战斗编成、战斗企图和作业要求等内容，是计算机生产的依据。
三计算机生产任务。根据想定进行插件开发，准备所需地形基础数据，生成3D地形。根据战术想定，生产模拟任务并调试运行，保证训练正常开展。
训练经费标准化是指对训练经费保障中具备制定标准的费用，制定明确的供应标准，达到标准结构统一、适用对象统一、领报规定统一、开支范围统一，实现经费供应标准通用化、系列化、管理规范化，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训练经费使用效益。训练经费标准体系就是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标准的调整、消耗，并运用现代管理理论中科学的管理方法对标准经费的全程实施目标管理、效益管理，从而不断扩大标准经费供应范围，及时有效保障部队训练需求并提高经费的保障效益。其做法是：调整改革现行标准经费供应制度，使之更加全面化；建立军费供应中的供求机制问题，使之更加精确化；解决使用过程管理中存在“重供不重管、不注重成本效益”的问题使之效益化。训练经费标准化体系的理论内涵就是要解决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实现标准经费的精确保障。
建立动态调节机制，扩大标准供应范围、调整标准供应水平。在以大联勤保障体制的背景下，必须要建立全军范围内统一的通用标准，对应设未设的项目尽早确定供应标准，使经费标准与保障任务相适应，才能为联勤保障中的经费供应构筑有效平台，保证联勤体制的畅通无阻。训练经费标准化供应的建立与后勤现代化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标准化供应体系的建立是后勤改革整体推进的重要条件之一。总的设想是要从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新型战训体制的需要出发，根据全军部队担负的战略目的、训练任务、驻地自然经济条件、物价波动幅度等因素的差异，调整现行训练经费供应标准体系，优化经费供应结构，完善管理办法，逐步建立适应不同地区、不同部队、不同物价水平的经费供应标准体系，逐步推进和扩大标准化供应范围，最终实现部队整体供应保障的标准化、精确化。并正确处理好不同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与标准统一的关系，处理好物价波动与经费标准的对应关系，符合军队发展的客观要求，又能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有序调整，逐步建立起适应军情敌情、标准合理、操作简便的标准化供应体系。建立动态调节机制，要充分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依托全军范围内现有的财务信息网络，确定各部队的训练强度，以及与市场水平相一致的训练物资消耗标准。总部机关要注重搞好顶层设计，设立一体化标准体系管理机构，在宏观方面有利于调控和管理。标准确定具有前瞻性，不能让制定的训练经费标准总是滞后，可对全军部队的不同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将经费标准划分为若干个档次，担负不同任务的部队、驻守不同类型地区的部队对号入座。其次进一步细化保障对象，确定标准的结构形式，对象有训练的人员、单位、装备、场地等。要调整标准水平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项目内容要全，借鉴外军标准制定措施，制定出有效增强凝聚力战斗力作用的标准制度。以信息化建设为龙头进行具体标准拟定，调整是符合军事斗争需要的，也与当前标准体系不完善相吻合，利于操作。科学处理基本标准和补助标准关系，各个单位根据实际情况上报各个体系的当地消耗标准，供一体化标准体系分析机构参考建立市场体制网络上各个不同地区的消耗对应标准，然后再在和全军标准体系比较的基础上算出差额部分，根据实际情况汇总到各个军区。这个过程军区要考虑军费总量和执行标准部队的训练任务和目标，据此制定出相应的补助标准报一体化标准体系分析机构备案。同时标准管理机构制定相应的制度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具体做法可以考虑设立试点单位，对该单位训练经费保障体系的各项标准经费项目实行消耗标准核算。为了反映具体的消耗标准应运用专门的电脑，建立与地方市场相接轨的网络测算出具体项目的消耗标准，这台电脑应该和军区及总部的电脑相连接以便监督。进行这项工作，应以一段时间为期，核算出这段时间内各项耗材的平均消耗指标，只有确立了核算标准和对各单位实际需要的了解，才能为实行精确化保障打下良好的基础，总结试点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然后在一个体系成熟的基础上，由点及面地开展其他体系包的试点工作，成熟一个，出台一个，逐步建立起所有的标准体系。
军训是国家法律赋予学生的义务。如果说大学生进入大学后有许许多多门功课要学习，那么，进入高校的第一门课无疑是军训。高校军训是学校国防教育内容两大块中的一块。《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四十三条规定，“高等院校的学生在就学期间，必须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从上述法律条文中，我们可以理解两方面的含义。第一，高校学生必须接受军事训练，就是说，高校学生接受军训是法律赋予的义务。反过来说，高校学生在学校就学期间，学校必须提供学生军训的条件，这是法律的强制所致，也是学校课程管理的严格要求所需，第二，以上条文所说的高等院校的学生，其涵盖面是所有的学生，这应该是学校军训的横向指标。军训的管理目标应是纵向管理既质量[训练内容的完成与否]和横向管理既数量[参训学生]的统一。那么，军训的评估指标应有两个，一个是军训训练内容是否保质保量的完成，另一个面是军训的涵盖面问题，作为法律，每个公民必须遵守，作为功课，每个学生必须修完。
军训也是高校学生管理的重要内容和手段。管理行为学告诉我们，高等院校学生管理的基本含义是：“为了维护高等学校正常的教学次序和生活次序，保证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依法对本校学生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的管理活动”。我国在高等院校开展学生军训，对学生进行以中国人民《三大条令》的教育和训练，客观上起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对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组织纪律性，抓好学生的管理，维护正常的学习、生活，工作秩序。促进校风、校纪和文明校园建设将起到重要作用。
管理盲点是指在管理中未涉及到或缺失的区域。高校国防教育主要分为两大块，既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课。本文主要涉及军训部分。目前各高校的军训方法是采取请部队到学校进行训练的方式。是部队新兵训练的缩小版。主要内容是“三大条令”的教育和训练。其特点是训练内容和标准要求的规格化、统一化。该方法简捷易行、实用有效。经过短时间的集训，迅速的实现参训学生由民向军的角色转变。在军训总结会及分列式阅兵式上，同学们能以较标准军姿，铿锵有力的脚步，整齐有至的行进方队受检就是一个最好力证。但这种训练方法直接移至高校，便由于人群的变化而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大学生进入大学的体检门槛要低于新兵进入部队的体检门槛。在部队，军事训练的应然层面与实然层面是一致的，军队三大条令是全体军人必须共同遵守的法规。而在高校其应然层面与实然层面则表现出较大差异。每年都有为数不少因身体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不排除少数逃避军训的同学》而免除军训的同学。军训期间，这部分同学因离开了军训队伍而成为较为松散的群体。与轰轰烈烈、紧张艰苦的军训气氛极不协调，远离军训工作中心而被边缘化，成为军训管理工作的一个盲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同时对于学生个体来说由于军训的缺失丢掉了一次身心锻炼、意志磨砺、品格升华、素质提高的大好机会而影响自身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高校扩招，这个群体人数在逐年增加。本文试图对因各种原因《主要是身体原因》而免除军训的同学如何有效参与而非缺失，在管理上消除这个盲点作一些探索。
几乎所有的有关高校军训法规和政策性文件都没有或还不曾有关于军训人数比例和免军训同学的管理问题。对于军训期间免军训的同学如何管理，如何有效参与没有硬性规定。各高校主观上没有尝试这个领域的内在动力，也担心由于参加体力活动而加重同学的的病情，视为，对于如何根据这部分人群的实际情况而设计出针对性强的、有科学依据的、可操作的适应这些同学的军训内容、方法和实施步骤，至今无人进行关注和有益探索，高校军训注重了统一性而忽略了差异性。
高校扩招后，招生人数成倍增加。如华南地区某工业大学，扩招前1999年为3700人左右，2005年至2007年连续三年招生均超过10000人。种群增大必然带来子群的增大和构成结构的多样性，带病学生人数和病种增多，免军训人数已增大到不可忽视的地步，免军训同学的管理问题凸显。
目前高校军训的主要内容是队列训练、站军姿、排队列、走齐步、踢正步。与中学军训内容大同小异。形式单一、内容枯燥。而且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穿插，极易造成身心疲劳，产生厌训情绪。加之高校军训本身就是在高强度高负荷的情况下进行的。高校军训内容的单一化和体力化倾向显然不适应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也与教育部提出的军训为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的本义相勃。由此可见，巨大的体力消耗根本不适合于带病同学的参与，客观上增大了免军训同学的数量。
作为教育主体，高校要充分认识高校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准确科学的把握好大学生军训的定位。深刻理解大学生军训既是国家加强后备力量建设，为军队培养和输送高素质军事人才的举措，又是拓宽高校教育内容为社会主义建设造就有用之才的措施，既是全防教育的基础和组成部分，又是对高校德、智、体、美教育的扩展和必要补充，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既是增强高校学生国防知识军事技能的有效方法，又是扩大学生知识面，提高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综合运用能力，带动和促进其他相关专业知识的有效手段，既是国家法律赋予高校的义务，又是有助于高校加强学生管理，创建校园文化建设重要措施，既是高校学生作为公民例行国家法律。又是学生个体在其发展的道路上所必须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既是高校学生军事知识。军事技能的学习、国防观念和国防意识的增强。又是学生个体思想品格、意志情操的磨砺和养成。本着高校教育的基本精神，高校军训应面向全体应训学生，将军训期间免军训学生的管理提上议事日程，这个群体应组织起来，积极有效的参与到军训的行列中或融入军训热烈的气氛当中，而不是游离于军训之外。军训工作在规范统一之中，也应兼顾其差异性、特殊性，管理学中的木通原理告诉我们，一个木桶的最大容量不取决于长的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在军训管理上应本着“抓住重点、兼顾全面、因人施教”
的教育训练原则，尽量拓宽学生军训的覆盖面，使尽可能多的同学参与到军训之中。奥运会口号“全民奥运、重在参与”也应是我们高校军训所提倡的精神。高校军训管理部门应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努力探索出一条对于免军训同学管理的新路子，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高校军事训练实践，实现高校军事训练的与时俱进。
根据免军训同学的生理特征及实际情况，高校应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军训内容。尽量缩小训练负荷，大幅度降低训练强度，弱化体能训练部分。根据大学生的特点，高校应提高军训的知识性。智力性和趣味性。军训内容应以《内务条令》学习为主，学习和养成军人日常生活中的严谨作风和良好习惯。对同学们的素质提高有很大益处。此外。应增加学习防恐、防空、防毒、防火等基本技术，基本掌握自救互救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等内容，提高军训的实效性。
在训练实践中应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科学施训。首先，应在训练时间上合理安排，训练时间要大大缩减，同时应尽量避开酷热、阴雨天气，可以把训练时间安排在早晨或傍晚，这样既能保证训练效果又不至伤害学生的身体，其次，可以安排少量的军姿练习，集合列队及少量单个军人队列动作等。训练中应把训练内容合理分解，交叉进行，以免由于某些练习的重复而造成疲劳。再次。应与文体活动相结合，寓训于乐。适当的开展一些诸如组织学生参观军营活动、军训知识竞赛、军事游戏、拉歌比赛、联欢晚会等。通过这些活动，既能活跃气氛，又能培养学生互帮互助和集体主义观念，强化团队协作意识。
我国学者刘可夫认为：军事体育向社会扩展，向广大民众传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广大民众在和平时期树立国防观念，增强国防意识［1］。这说明，军事体育是可以在普通高校大学生中传播的。我国学者陈晴认为：在今天，人们的国防观念日渐淡薄。因此，普及军事体育，进行国防教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最近，教育部和总参谋部、总部联合颁发《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规定》，指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课教学作为学校办学水平评估的重要内容［3］。这表明普通高等学校的军训和国防教育工作已经得到教育部和总参谋部、总部的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军事训练和国防教育工作也开始得到法规的保障，普通高等学校的军训和国防教育工作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在西方国家，依托国民教育力量培养国防需要的各种人才，为军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极大地推动了军队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建设。目前，随着我国高校国防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国防生教育也开始实现我队与地方教育资源的共享。作为国防生军政训练主要内容的军事体育，在国防生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国防生又是普通的大学生，国防生的军政训练必然会对普通大学生产生影响，国防生的军事体育训练激起了高校普通大学生练习军事体育的热潮，加速了高校军事体育的社会化进程。研究国防生对军事体育社会化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军事体育社会化的认识，寻找军事体育社会化的途径和方法，充分利用军事体育丰富的教育资源，发挥军事体育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军事体育教育与体育教育资源的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来，我国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呈持续下降趋势，已经成为影响大学生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增强大学生体质具有重要意义。军事体育项目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规则和要求，其项目练习时有一定的练习负荷量和负荷强度，能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
军事体育能扩延现行学校的体育功能，在学校实施军事体育教育，能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使大学生在和平年代树立居安思危的意识，提高大学生国防和意识。
国防生的体育教学工作本身就体现了军事体育教学和高校体育教学的高度的一致性，国防生作为普通的大学生，有享受高校体育教学的权利，高校体育教学在提高国防生的体质、体能，增进国防生健康水平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一名未来的中人，必须参加军政训练任务，从事军事体育训练活动，军事体育在国防生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防生的体育教育过程本身就是军事体育教育和学校体育教育合力的结果。
军事体育教育和高校体育教育的资源整合对普通高校体育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这种教育资源的整合促进普通高校军事体育项目实验和教学改革的发展；对军事体育项目练习方法、练习负荷等的改进，使之更适合普通高校大学生练习。
历史上，我国近代军国民教育就主张在学生中实施军事体育和军事训练［4］。如当时的东南大学就实施过军事教育，设有“兵式”体操科目，即为军事体育的一部分［4］。当然这也是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有识之士呼吁“寓兵于学”思想对当时教育界的影响，军事体育教学和军事训练提高了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培养了大学生的忧国忧识。1963年，我国各级各类学校课外活动的恢复和发展速度较快，班、年级、系建立各种项目的代表队，比赛活动比较频繁。当时高校课外体育活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为适应备战的要求，组织了不少爬山、军事野营、军训等军事体育活动［5］，这些活动有效地提高了大学生的身心素质。
我国地方高校招收国防生是在我队现代化改革和地方院校改革大背景下出现的新鲜事物。它实现了我队和地方教育资源的共享，我国地方高校招收国防生是提高军官队伍素质、优化军队成员结构的一条捷径。国防生的素质包括思想素质、军事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国防生的体质体能水平是国防生完成学习任务、军政训练任务最基本的保障，是提高自身过硬军事素质、适应未来信息化作战需要不可缺少的硬指标。国防生的军事体育训练在增强国防生体质体能上起到关键的作用。同时，由于国防生又是普通大学生中的一员，他们的军事体育训练对普通高校大学生将产生重要影响，掀起了新一轮的普通高校大学生军事体育练习热潮。国防生对军事体育社会化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学生和学生家长通过查阅国防生招生简章和招生计划，对军事体育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新生入校时的军训，使家长和学校教师对军事体育训练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军训加也强了学生对军事体育的体验；国防生的军政训练和日常生活使普通大学生对军事体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这些过程，促使广大民众对军事体育的教育功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为他们自觉参加军事体育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高校国防生院系分布广、居住地域散、年级层次多、国防生在校期间不仅要完成军政训练任务，而且必须履行普通大学生的义务，在校期间的管理教育工作应该和其他学生一样以学院为主。他们军政训练（军事体育是其中内容之一）任务的特殊性与学习、生活的普遍性特点，为军事体育的社会化提供了条件。大学生中一些体育社团都积极采用军事体育项目及其管理模式来开展活动，如：军体社团、野外生存俱乐部、定向越野俱乐部等。例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成立了野外生存俱乐部，俱乐部以“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增强自信，体验人生”为宗旨。旨在培养大学生的身体及心理素质，增强大学生适应野外环境的能力，激发个人潜能，锻炼大学生的意志，以帮助大学生成为一名合格的跨世纪人才为己任。俱乐部将主要在理论课教学、素质训练、野外生存体验等方面展开工作。将定期邀请有关专家老师进行理论课讲座；组织会员进行体能及技术、技能训练；组织野外生存活动；配合并组织校野外生存体验课的展开，同时积极与省内各高校相关组织联系，举行联谊及合作活动等。
随着国防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大学生对军事体育的教育价值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军事体育的教育价值日益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普通大学生参加军事体育活动，加快了高校军事体育项目教学实验和改革的步伐。如国内一些普通高校于2002年秋季对入学新生开始实行全新学分制教学模式，将军事体育课或军事体育项目内容作为一门学分选修课程。如部分普通高校分别对大学生进行军事体育项目之一的野外生存教学和训练，定向越野运动、军体拳、防身术、军事障碍跑等军事体育项目内容也在全国部分高校中开展起来。
4.1国防生的军事体育训练加速了军事体育的社会化进程，使广大民众对军事体育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并积极利用军事体育项目来锻炼身体。
4.2 国防生促进军事体育教育和普通高校体育教育的资源整合，这种资源整合又对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刘可夫.军事体育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军事体育[J].体育学院学报，2001，(2)：10.
[2]陈晴.军国民教育对当代军事体育及国防建设的启示[J].体育学院学报，2004，(2)：1-3.
反“教条主义”，并不是指示军队整风的最初主题。1958年1月21日，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讲到军队问题时说：
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朱可夫事件”是指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罢黜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服，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朱可夫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火速将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为赫鲁晓夫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朱可夫在军队中权力的膨胀，又引起赫鲁晓夫的警惕。同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以朱可夫“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的罪名，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并决定解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讲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现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3月9日的讲话中，他说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了“教条主义”，“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历史教训就是理论要和实际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建国后，这个道理没有用到经济战线上”。“军事系统也受此灾难，规章制度训练部门搬得多。”3月10日，又说，全国解放后（1950年到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4月8日，在武昌会议上讲到党的领导问题时强调：党要抓工、农、兵、学、商、思六大问题。今年都要抓。7月再谈一次，可以在一个地方，分两批谈。4、5、6三个月抓工、商、学，结合抓军队。7月以后秋季再着重抓军队。要教育军队，不要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了。
上述多次讲话表明，关于学习苏联犯了“教条主义”，认为问题严重的是经济战线和文教战线；至于军事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看得并不怎么严重，反而说军队“基本原则坚持了”。可见，认为军队整风要突出解决的问题是――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错误的教训，防止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至于“搬了一部分教条”的问题 ，则处于次要地位。矛头指向，是向军队高层将帅敲警钟，要他们牢记“党指挥枪”的原则，不要居功自傲。
成都会议曾根据的建议作了《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 ，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据此，1958年5月27日，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此之前的1951年11月，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粟裕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粟裕就任第二副总参谋长时，总参谋长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1952年7月，接替主持日常工作。粟裕在聂、彭两位元帅领导下工作，难免发生不同意见的碰撞，以至个人之间的误会。
1952年7月，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时，对呈送和中央的文件有所控制。据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张震回忆说：“聂总说，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同志、朱老总那里的东西就少了。后来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对我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批评后，粟裕认为向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的，但聂荣臻有了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参谋长，作为总参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向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在粟裕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作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荣臻作了批评。此事，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解。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裕与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岐，有时粟还与彭据理力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
1958年5月24日，在军委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计划参加人员有委员，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种共56人，实际到会40人。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以后作为“小型会议”经常举行）上就会议的主题讲话说：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过去的任务是打破的国家机构，现在要保卫人民的国家机构，这就要解决人民军队的三大问题：一是建军原则，包括党的领导、军民关系、军队内部关系等问题。二是建军方针，原先的方针是现代化、正规化，后来主席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军队，这两个方针在1954年春的会文件中，我们同时都用过。现在看来，只提出现代化、正规化的方针，就可能产生否定我军优良传统的偏向，事实上也一度产生过，不如提建设优良的现代化军队好。大家可以考虑。三是战略方针问题，它关系着军队三大方面的工作――关系着战争准备，关系着组织编制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重点，关系着训练和科学研究。我们这次会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搞一致。在这种一致的基础上，其他的不一致就比较好解决了。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回忆说，在开幕式上强调：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整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
为解决好党的领导问题，在5月26日的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会议正式开幕，会上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 ，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所谓“一贯反领导”，主要是指粟裕与聂荣臻、的关系。“告洋状”、“里通外国”，指1957年11月粟裕在苏联访问时，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尚未获得通过，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出发，趁便向苏军总参谋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作参考一事。
批粟裕，最初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黄克诚传达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这方面的弱点……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的危险。
于是，从6月7日起，会议扩大到由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人员增加到1400多人。大会的主持者，既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解释，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但是，粟裕终究不是预先设定的批判对象。有一次，找萧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为粟裕说了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选请大家来判断。”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第二次作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才算基本过关。8月31日，中央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在1959年8月3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但具体时间无从考查。从现有材料来看，直接引出指示，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是时任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的方强写给大会主席团的一封信。
就在大会批判粟裕不久，方强于5月29日就会议的开法给会议主席团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整风和整编两个内容，要解决军队建设中的思想问题，以求得认识上的统一，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都是对的。但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须有明确的必要，否则会议就开不好。我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应当解决我军当前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即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军队；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还或多或少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我军的发展。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认真贯彻党的二次会议精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
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几年来，在这些方针和路线的指引下，我军的建设，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
我们军队曾有过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向：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只强调业务技术，不强调；只讲集中，不重视；只讲学习苏联（这是必要的），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只强调教育部属，不走群众路线，不讲我军官兵互教的优良传统方法；只讲纪律服从，不讲自觉；只讲遵守规章制度，不注意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只讲军衔等级，不讲或少讲官兵平等……这种种，使我军的一些优良传统，在某个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我军某些根本制度发生过摇摆。
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邓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宜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
在“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处，批道：“不存在问题么？”在“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处，毛批道：“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
6、7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
6月9日下午，黄克诚传达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都来（军分区的不来）。黄还传达了讲的一个理论问题，他说：
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推动）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
根据的意见，开始直接过问这次军委会议。反“教条主义”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对此后会议的发展，黄克诚回忆说：
中央委托召集各位元帅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召集主席团和组长座谈，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大鸣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训，着眼于团结全党、全军。会议中，整风、反教条声势日大，整编已提不上日程。
军队开展反对学习苏军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但在对具体程度和影响的估计上，军队上层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 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些都是由亲自提出的。这对长期在农村游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民广大干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不少人本能地反应出一种抵触情绪。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委员的，在建院之初，就对学院的训练工作非常明确地提出“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指导方针。在1956年6月，中央发出“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有关指示后，当即领导检查建院五年多来在学习苏联军事科学中，出现的某些教条主义倾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时，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一位战役系学员写信给，认为在向苏联学习中，学院在教材、教学方法，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以及其他方面，“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因而，对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这一口号提出质疑。不久，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主任蔡铁根致信中央总，对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蔡铁根的基本观点是：苏联军事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只有全部学会、学通，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还美其名曰“批判地接受”。最后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情况。蔡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 ，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建议中央和军委给予重视。
为了解军事学院是否犯有教条主义，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工作组来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召集多次座谈会，随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在肯定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取得成绩的同时，指出学习中有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队的东西也学来了。看了张宗逊的报告后，感到很有必要亲自去军事学院进行了解，以便着手解决。在得到同意后，于1957年2月27日率领总参谋部和总部工作组一行到达南京。在军事学院听取学员、各级领导及机关干部的汇报后，于3月2日同学院领导干部（在上海休养，缺席）谈了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回到北京，将在军事学院的讲话作了修改后，向中央和写了专题报告。
报告说：“军事学院自1950年成立以来，经过全院同志的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报告认为：（学院）“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军事学院党委对的报告，一时难以接受。学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对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即肯定“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对军事训练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错误如何估计，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训练总监部内部也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则持另一种意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
萧克接着写道，他对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的报告（征求意见稿）中一段“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于是，就给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本身。”“……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1958年3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对批评“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持不同意见的一方占了上风，并对原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张宗逊（时任副总参谋长）进行了尖锐批评。将张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进行批判。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部派来了由组织部长刘其人任组长的工作组，明确表态：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并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央。”于是，会议转向反对“教条主义”。这是军队内部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两种不同意见的一次正面交锋。
曾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多年的对此并未理会。1958年4月8日，他在军事学院全院教职学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主动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这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的一次郑重表态。
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正式转向反“教条主义”是在1958年6月20日。这一天，扩大会举行全体大会，正式出席的1004人，列席的438人，大会主席团由32人增加到41人。代表主席团首先讲话，他开头就提出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从战争年代教条主义的危害，讲到全国胜利后军事教条主义的复活，认为教条主义是反对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一下子就把问题上了纲。还带着情绪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的，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在这方面我有自卑感。”
接着，先后三次到会并在不同范围发表讲线日，他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他这几年对军事没有抓。军事工作基本上做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大家对军委、对的批评，也就是对他的批评。
关于“教条主义”问题，说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解放后又出现教条主义，看来有一点，分量可以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地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
人民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有四（三？）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经验，在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是不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改。现在“小米加”的经验还是重要的，新的没有，就把“小米加”否定了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并举”。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搞工业，忽视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权；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我们比斯大林要完善。苏联现在有两个地方有改进，注意了农业，注意了分权。但他们还是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提倡中小型。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洋办法和土办法结合。人民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土办法发展以后，也可以变成洋办法。“小米加”同现代化可以结合起来。
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反对德国法西斯而进行的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攻克柏林等十大战役的战例），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在29日召集的各组组长座谈会上，批评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并点名批评了和萧克，指责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他说：“萧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时机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说：“苏联打败过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那很久了。苏联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打败过、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比苏联的多，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插话说，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要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强调：这个会议主要是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
会议根据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宗派活动”等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的名。
7月10日，不得不抱病到中南海怀仁堂的大会上作检讨。萧克也作了检讨。但会议的斗争气氛，愈来愈猛。给萧克、李达戴上了“宗派集团”的帽子，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日，作会议总结。他说：“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地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其中，萧克同志，不仅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而且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以他的面貌来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错误的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
7月22日，大会通过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说：“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某些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现在我军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基本上是我军历史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样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着我军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的错误军事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错误路线可以在受过历史裁判以后卷土重来，在一段时间和一些部门、一些单位中可以横行无忌，俘虏群众，甚至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这就证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决议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开展”。会议通过《关于处理萧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决议》说：“本会议对萧克同志的错误，暂不作最后结论”，待大会闭幕后在军委、总部的领导下，进一步彻底揭发检查后，再作结论。
此后，由总部派出工作组到训练总监部，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新的临时党委，举行由200多人参加的部党委扩大会议，把萧克、李达、郭天民三个部领导及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人打成“分子”。随后，总部向中央写了《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宗派活动》的报告，给萧克、李达作了：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公开抗拒中央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以及“卑鄙的野心家和军阀主义”的结论。与此同时，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举行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陈伯钧、宋时轮等进行揭发批判，并作出结论：“过去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以来所犯的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正确的军事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军，其发生发展过程是由盲目到自觉，由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发展到路线错误。”
这样，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就在实际上把从1953年以来，军队转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成绩一概抹杀了。一大批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委员的职务；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的职务；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李达的国防部副部长职也被免去并调离军队；陈绪英等则被开除军籍，送边疆劳动改造。整个人民的建设也随之转向。在挂帅的口号下，搞军事训练就被斥为“资产阶级单纯军事观点”；强调大打人民战争，使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协同训练受到削弱；培养现代化军政指挥员的军队院校工作，受到了严重打击。因而，使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延误了一个时代。
1978年11月7日，总部在《关于萧克、李达等同志申诉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撤销了“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战线和宗派活动”的结论。
1986年10月27日，中央总代表中央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说：“1958年，在对建军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严格自责。1980年，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
